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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dzxx的博客

求真去惑

 
 
 

日志

 
 

小说《无语的天山》连载(10)  

2015-12-26 17:59: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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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一个结局

扇嘴巴叫“劈兜子”,用掌砍脖项叫“磨盘子”,抡拳头叫“烤包子”,飞起脚来叫“钩尖”,棍子打叫吃“棒棒面”,皮鞭和绳子通称“拉条子”,手铐和脚镣则称为“大罗马”或“八零八”。劳改们说起这些代词的时候,嘻嘻哈哈,满不当回事,不知这是特有的幽默,还是灵魂麻木荒芜的反映。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中每个系统有每个系统的特定语言。所有的声音和语言都会消失,逝者如斯夫,那实在是非常值得庆幸的;所有的声音和语言都不会消失,它们留在了历史里。我们如果不为历史中的某些声音和语言而感到可耻和羞愧,我们将何以对逝者?我们将何以对来人?

一开始,干部们只是叫凌小华交代问题,并不指明交代什么问题,干部们交代政策,晓以利害,各种审讯术、攻心术全用上了。为了攻下这块顽石,唱红脸的,唱白脸的,软的,硬的,不软不硬的,都使了出来。总之,种种细节难以备述,也无须铺陈展开了。凌小华反反复复就是两句话:“你们叫我交代什么?”“我没什么可交代的。”这期间,上述劳改形容惩罚的那些代词,凌小华轮番地不止尝了一遍。有的时候他被整得背过气去,苏醒过来已经有气无力了,却还敢针锋相对地说:“你们这是逼供!”

对于凌小华的顶撞和“嚣张气焰”,干部们时而火冒三丈,时而也产生疑惑。火冒三丈时,加倍整人,产生疑惑时则改为心理攻势。可是不管怎么样,凌小华给人的印象就是软硬不吃。对于冥顽不灵的人,软硬不吃是可以理解的,亚科夫就是一例。可是放在凌小华身上,不该如此,这真是邪行了。一般人只要关进黑号,是铁也得变软,可这个几乎还是个大孩子的小青年实在让人费解。

干部们开始改变策略,采取提示的办法。第三次提审的时候,要他承认他是人民党的党员。

凌小华听明白了,他说:“我没听说过什么人民党。要真有这么个反革命党,我敢跟他们拼命,保证比你们不怕死。”分队长觉得受了侮辱,气的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是人民党,为什么在监狱里发展党员?”管教厉声问道。

“我发展谁了?”

“我们正要问你呐!”

“这是诬陷,是栽赃。你们怎么什么都信?”

“我们只信事实。”

“诬陷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事实。”抵抗,尤其是斗争的意志,确实能给人以勇气和智慧,凌小华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会如此针锋相对,能抓住对方的话进行有力的反驳。

“可是无风不起浪,你要是什么事都没有,人家怎么诬陷你?”仍然是管教在说话,但已改为说道理的口气了。

“陷害人的浪不需要什么风。诬陷就是无中生有,什么事都没有,它就要生出来。谁说我发展什么党员了?他敢站出来吗?我敢跟他当堂对质。”

“你是想对揭发你的人进行报复吗?”管教质问道。

“对质不对质的是你说了算吗?你态度一点都不老实!我看得首先端正你的态度。”中队长道。所谓“端正态度”,在劳改队里就意味着体罚和惩罚,意味着被“端正”的人挨整吃苦头。不过这回中队长破例的没有动手。凌小华的话似乎也是不得不考虑的。而且事实表明,一个劲儿玩硬的,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收获。

管教似乎很随便地提起了劳改队里的十几个人,其中包括了步凤歧、苏齐、黄万祥和张志超,问凌小华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来往。管教从凌小华的回答里感觉凌小华对步凤歧好象比较尊重,突然问道,你是不是受他领导?凌小华回说,他也是劳改,我怎么受他领导?管教又问,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凌小华说,领导分配他到医务室干活,说明对他是放心的,我认为这么分配特别合适。管教再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

凌小华抄的《鲁迅语录》和他借苏齐的《马恩列斯语录》已经被中队收了,中队的指导员和管教仔细检查了他的抄本,并从苏齐那里要了原书进行对照,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不过从凌小华的抄本里可以看出,他抄得很认真,一条不漏,一字不漏,字写得很小很密,看来没少下工夫。《马恩列斯语录》刚抄完四分之一,同样是一条不漏,一字不漏。他承认他串号子找苏齐是违犯监规,但他和苏齐一样强调,他们之间的交往“是在同犯监督之下进行的”。当管教又搬出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时,凌小华说,毛主席这两篇光辉文献里提出的问题,我早就解决了,我一生下来就投降了共产党,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就已经是共产党了。凌小华还颂扬鲁迅,说鲁迅是文化革命的闯将,文化革命的先锋,说鲁迅怎么反封建、反黑暗等等,几有滔滔不绝之势。看来,他在黑号里,脑子一刻也没闲着。这些令干部们很不耐烦,多次地打断他,呵斥他。

凌小华没有特别攻击黄万祥和张志超,他只字未提那两个家伙怎么拿他和冯进华打哈哈的事,更没提他和张志超打架的事。他不愿意让冯可兰的名字在这里出现。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中队居然知道他和张志超打过架。中队长问他这件事,他只得承认打过架。问他为什么打架,他说是张志超骂他“肉头”,他恼了,他承认是他先动手,还把张志超的鼻子打出了血。凌小华很痛苦,他为了冯可兰,好多地方没有说真话。幸亏中队在向劳改组长和劳改调查的时候,没仔细问他们打架的原因,而被讯问的劳改也没有把平时的斗嘴当成什么正经事。

在凌小华交代和黄万祥以及张志超的关系时,他表现出一种耻于同他们为伍的样子。这种样子让人说不出来,道不出来。幸运的是,这种样子变成了中队长和管教的直觉。

当中队长问到枪的问题时,凌小华说:“我爸爸是走资派,哪派群众组织都不要我,我哪儿来的枪?”

“你的枪另有来源,我们正要问你呢?”

“我没枪。我要有枪,你们可以枪毙我八回!”

“你不是不怕死吗?”

“我怕被陷害死,被陷害死了不值,太冤。”

“我们要是查出你埋的枪呢?”

“没有枪怎么查?人家要是说我有炮,你们也相信吗?”

中队长霍地站了起来,他想把心中滋生的一点点理解和同情强压下去,目光严峻地咬咬牙,想要来硬的。

“中队长,你别再捆我了。我没有枪,捆我也捆不出来。我要是胡说八道,你愿意听吗?”

中队长盯住凌小华的眼睛,小青年的眼睛毫不躲闪,坦白而沉静。

 

“内查外调”也是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的一个词。说这个词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因为,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所谓内查外调,无论从规模上、从集中程度上、从频繁程度上、从所动员的人力物力上,通通打破了古今中外的记录;以至于现在只要一提起“内查外调”四个字,任何人马上想到的,除了那个特定的时代之外,决不会是其他的什么历史时期。尽管那时候,中国人离“吃饱了撑的”那种状态还十分的遥远,却偏要干那种只有“吃饱了撑的”才会干的事。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打砸抢说成是“冲”,还说有许多事,一“冲”就清楚了。其实,这“冲”只是明火执仗的一面,由于它呈阳性,所以不妨公开赞扬;和这阳的一面对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自然就是阴的一面,或曰背靠背的一面,那就是“内查外调”。内查外调呈阴性,没有被过分张扬。但是,参与过内查外调的,被内查外调列为重点的,被内查外调牵扯上的或是涉及到的人,若不以亿计,这四个字也决不会被历史牢牢地记住。

且慢考虑“内查外调”是谁的光荣或是谁的耻辱吧,反正不管人们如何回避它,其实自己心里是有数的。

尽管步凤歧、凌小华、苏齐已经定了罪、判了刑,进了劳改队,但作为新一轮内查外调的对象,还是时代地(这三个字比“历史地”更贴切)落在了他们的头上。读者已经清楚,所有这些吃饱了(?)撑的、劳民伤财的行径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所以这些活动也就不必再一一赘述了。

麦子割完以后又过了约一个星期,这一段时间,往场上拉运,脱粒等等仍是很忙的。凌小华关在黑号里,身上长了虱子,十几天的时间,人瘦了一圈,把脸都捂黄了。按他自己计算,已经连续六天没有提审他了。伙房的老李头给他送饭的时候,也不敢跟他说话。凌小华冲老李头发牢骚:“把我关在这儿,不知算怎么回事?我告诉你,老李头,我什么事也没有,真冤枉。现在我倒希望他们提审我,可他们连理也不理我了。”老李头说:“没犯什么事就好。唉,熬着吧。”

凌小华在黑号里熬着,可是亚科夫和黄万祥却熬不住了。亚科夫在解放前就蹲了两年监狱,解放的时候才十八岁,解放后又先后进了两次劳改队。他今年三十九岁,却有二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如果不考虑他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他在社会上充其量也不过游荡了三年。亚科夫从童年起在社会上流浪,他没上过学,也不信胡达。在他的记忆里,整个人间世就没给过他好脸,人间的冷漠把他的脑子变成了顽石,他的心是钢的,被人间的阴冷淬了火,变得其硬无比。他面对的最主要的东西,是对他生命的摧残。他反抗,但没有成效。生活使他只承认两个东西,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暴力。前者就是审他的人,管他的人,干部;后者就是武力,是能把他揍趴下的人。除了权力和暴力,他什么也不承认。他不想进天堂,也不相信有地狱,象叛教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他从来没有在乎过。穆斯林最忌讳吃大肉、驴肉,他最忌讳吃不上;他连生肉都想吃,可惜没有。三分队本来有两个民族组,由信伊斯兰教的犯人组成,那两个组的犯人强烈地反对把亚科夫放在他们中间,因为亚科夫叛教。实际上,民族组的组长,谁也管不了亚科夫。亚科夫在汉族组,一开始也是没人能管,他膀大腰园,天不怕地不怕象个劳改王,以强凌弱的勾当公开地干。但是,这里的组长是“懂政治”的,批斗会上把他麻袋罩头,上了小绑不说,好一顿臭揍。亚科夫有个外号叫“拖拉机”,这个力壮如牛的拖拉机给收拾得“喂姜、喂姜”吼个不停。亚科夫看到了组里人抱成团的力量就是暴力,不得不承认,这才老实了。

自从亚科夫上了黄万祥的套,并且和黄万祥发生了肉体关系以后,火山在他体内爆发了。他找过黄万祥多次,希望好事重来。黄万祥以凌小华“盘踞”黑号,没有合适的地方为由,一直在拖延着。

一中队的劳改大院的西边,是个露天厕所,从大院到厕所去,要经过一个挺宽的过道。那过道是带顶子的,大墙上巡视的班长看不到过道里的情况。八月初的一个夜里,二分队二组的组长起夜,他走到那个过道里,忽然也听到了张志超在黑号外边夹道里曾听到过的声音。这个组长停下脚步听了几秒钟,并且准确无误地判断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迅速退出过道回到号子里,悄悄地把邱明叫醒,叫邱明跟着他去做个见证。他们在过道里隐着身,蹑手蹑脚地往里摸去。这时,亚科夫和黄万祥正在交换角色,继续行事。却被组长和邱明喝了个正着。

第二天早晨二分队列队点名时,二组组长诸学民赶在出工前,即向分队长汇报了夜里的所见所闻。分队长骂了几句,说,晚上再跟那两个牲口算帐。

一九七一年的中国,同性恋一词还不怎么流行。不过,这个词用在亚科夫和黄万祥身上并不怎么贴切,因为他们之间,并无所谓什么恋不恋的,他们只不过发生了同性性关系而已。也许所谓同性恋者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这么回事。在当时的监狱中,主管方面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是,由于道德观念的原因,也由于习惯上的原因,人们对这种事总是厌恶、鄙视、讳言,认为是丧失人伦、丧失人性的兽行。中国人连“性”都讳言,同性之性当然更讳言。两个男人进行肛交被称为“鸡奸”,一个“奸”字就已经可以说明人们的态度了,何况前面还冠一个“鸡”字。所以,主管方面尽管不把这种事看成象越狱一样严重,收拾还是要收拾的。

晚上的批斗会,亚科夫是在两个人指证,尤其是黄万祥已经承认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承认自己干了那种事的。本来亚科夫是不承认的,此人历来有背着牛头不认帐的本事。而这种事就怕认帐,当事人认帐,就再没什么批头了。批什么?摆事实没必要摆得太细,讲道理则没什么可讲的。于是,按照惯例,继续进行的是光斗不批。亚科夫和黄万祥的脖子上挂了篮子,篮子里的土块从一块增加到了四块,把两个人的脑袋通憋红了。组里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胡乱骂着,时间耗够了,散会。

根据分队长指示,第二天晚上还是批斗会。由于昨天晚上那两个人已经承认了,大家该骂的话也骂完了,黄万祥还口口声声地说:“我不是人,我是牲口,我连牲口都不如,牲口也认得公母……”这一来,批斗会上冷清得没了气氛。于是,组长要求大家轮流发言,以便把时间打发过去。两个被批斗的人仍然弯着腰,脖子上的篮子里各放了两个土块。轮到一个姓哈的劳改发言的时候,他觉得“鸡奸”两个字太难听,说不出口,于是就说:“他们乱搞男男关系,确实是畜类所不为,自然界就不是这么设计的。所以说,当一个人是牲口的时候,他比牲口还坏。他们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狗屎堆”挨了两天批斗以后就不再批了,中队提审了两个当事人一次,事情于是搁下。这时,整个劳改队都知道了亚科夫和黄万祥乱搞男男关系的事,劳改们有的惊叹,有的谴责,有的大骂,说什么的都有。张志超在菜地下菜的时候,组里的一个劳改议论说,那个亚科夫就是个牲口,黄万祥怎么跟他搞到一块了,真是怪事!另一个劳改说,那两个家伙要干,就决不可能只干这么一回。又有人说,黄万祥说假话、勾引人是一等的好手,我就不相信没有别的人上他的套。这些议论,本属正常,却给张志超很深的刺激。正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尤其让张志超不安的是,他怕黄万祥把在黑号被他撞上的事交代出去。如果黄万祥把这事交代了,亚科夫再一附和,他知情不报的罪过被揭出来,还倒在其次,他给凌小华捏的包子还不彻底露了馅儿?这是捏造反革命集团案,是个不得了的事,真够“喝一壶儿”的。

张志超也有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时候,他越想越觉得可怕,并且好象看见了自己挨小绑、砸重镣和关黑号的结局。他越想越觉得黄万祥不可靠,越想越觉得黄万祥绝对是卖友保命、拉人垫背的主儿。没错,黄万祥为向政府输诚,为了减轻罪责,不揭发他,是没有道理的,是说不过去的,是不可能的。恐惧使他决心主动出击,是的,那怕做出一些牺牲,也得采取主动行动。失去先机就可能失去一切,夜长梦多,慎着的结果可能陷于被动。谁被动了谁说不清楚,谁被动谁倒霉。

张志超毫不迟疑,说干就干。他以检讨的姿态到中队去揭发亚科夫和黄万祥了。他说他一个月以前就发现了亚科夫和黄万祥在黑号里,干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当时很反感,但被那两个人威胁住了。他说:“黄万祥当时对我说,你就是去告发,我们也不怕,因为没有人给你做见证,我们嘛,告诉你,提起裤子就不认帐。我见他们俩挺凶的,就说,我保证不会揭发你们,你们干的事我没看见。黄万祥说,你这儿说得好,谁相信哪?你要让我们相信你不会去揭发,你只要帮我干一件事就行。我问他干什么事。黄万祥说,明天告诉你,不过你要不干的话,亚科夫有本事拧断你的脖子。我当时看看亚科夫那块头和那野蛮劲给吓坏了,心想这个绿眼珠子的家伙,可能什么都干的出来。第二天,黄万祥精心的编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要诬陷‘反字号’的几个犯人,叫我去揭发凌小华……”

张志超把自己精心策划的东西一股脑安在了黄万祥头上,把黄万祥变成了阴谋策划者。他不断地骂自己没有立场,胆小怕事,不敢和丑恶现象做斗争,对不起政府等等。中队干部问了他一大堆问题,他早有准备,回答得相当得体,近乎没有什么破绽。这一回,他确实抓住了先机,因为,亚科夫和黄万祥都还没有交代一个月以前,在黑号被张志超撞上的事,这就显得这两个家伙很不老实。

张志超确实抓住了先机。他揭发亚科夫和黄万祥的第二天,中队派出外调的两路人马回来了,他们一无所获;与此同时,据有关方面传来的信息,所谓人民党,好象连毛也没有发现。中队提审黄万祥,追问他和亚科夫的男男关系史,起初他咬定“只有这么一回”,一顿“拉条子”吃下来,就不得不承认他和亚科夫在黑号里干的勾当了。在诬陷凌小华的问题上,他也承认了。不过他说无中生有的反革命集团案,是张志超策划的。

中队提审亚科夫,在点出了黑号的问题后,亚科夫仍然不承认。中队长说,前有张志超揭发,后有黄万祥交代,你背着牛头不认帐算怎么回事,捆!绳子紧了再松,松了再紧,回头绳儿的滋味,使亚科夫明白不承认是过不了关了。此时,他心里最恨的就是黄万祥。亚科夫虽然有时显得又傻又楞,其实多少也有点装,他常装做听不懂或不会说汉话,心里却极明白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不利。他猜出(队长也点出了)黄万祥交代了黑号里的事,恨黄万祥坑害了他,心里“生能似给、加拉普”地把黄万祥骂个不停。当中队长问到他诬陷凌小华的问题时,他本来并不清楚,可是他知道怎样回答对黄万祥不利。他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表达的意思,不是张志超威胁了他和黄万祥,而是黄万祥威胁和利用了张志超。

中队当然明白,有些事情是不能全部弄清的。但是中队认为,主要问题已经基本弄清楚了。于是,中队决定:凌小华从黑号里放出来,取掉脚镣,调一分队去干自由活,暂时分在盖房子那个组;苏齐调一分队,在菜地那个组;步凤歧仍回医务室;黄万祥砸上镣子关禁闭(就是关黑号)半个月;亚科夫由二分队二组继续批斗;张志超从一分队调到二分队一组下大田劳动。

 

给干部们盖的住宅共有两栋,每栋可以住六到八户,地基是由三分队挖的,第一栋地基已经打好,墙已经起了半米多,第二栋地基也快打完了。往后的活儿技术性越来越强,也用不着很多人了,所以临时由干自由活儿的犯人中抽调,组成了一个组,大概有十个人左右。凌小华调这里来分的任务是活泥,有时也兼运运砖什么的。全组有五个“大工”,是负责砌墙的,人比较固定,干“小工”的则不时换人。头两天,凌小华的泥不是稠了,就是稀了,有时大工还嫌“生”。两天以后,他慢慢掌握了好多要领,从筛沙子始,一切都适应了,活的泥好用,大工们都挺满意。为了让砌墙的人一进工地马上就有泥可用,每天早晨和中午,凌小华都要先走一步。他站在“城堡”门口朝上边报告:“报告班长,我活泥去。”班长喝一声:“去!”他便离开“城堡”,一个人朝工地走去。没几天,班长们就都认识了他。

八月十六日中午,凌小华吃过午饭也不休息,挽着带泥点儿的裤腿,提个黑不溜秋的旧铝锅,里边盛了大半锅凉开水,报告班长以后,又朝工地走去。工地离“城堡”大约有三百米,离场部有一百米。在住宅工地边上,停了农场唯一的一部解放牌卡车,最近一段时间,这辆车给工地拉了好几次砖。车子相当破旧,但除了力量不足速度上不去之外,倒也没什么大毛病。它的车头上有个显眼的黄五星,驾驶室一边的挡风玻璃上,贴了个红色蜡光纸剪的“忠”字。

凌小华走过场部时,四下张望了一下,左近空无一人,人们正在歇晌。他朝汽车走去,离车还有二十米时,端起锅子喝了两口水,顺便再四下望望,然后迅速朝车门扑去,拉开车门就钻进了驾驶室。

“斯维子”——也就是钥匙,凌小华早已准备好了。如果发动不着,他必须马上下来;若是被人发现,他将悄悄扔掉斯维子,装出好奇贪玩而又根本不懂开车的样子……。然而,事情竟十分顺利,车子一次发动成功,引擎轰轰然响起来,机器有节奏的颤动一如他的心。他朝两旁看了看,路两侧的杨树林带发出了柔和的色彩,在骄阳下使眼睛特别舒服。他笨拙地踏离合器和推动排档,以二档起步,慢慢给大油门,小心翼翼地扶住方向盘。车子开起来了,发动机的声音在凌小华听起来象打雷。

驶离场部后,上了公路(没有铺沥青的公路),朝南走了约半公里,凌小华见前方有个戴大草帽的人,心里不觉一阵发紧,他咬了咬牙,心说:不管他!

顶住大草帽的是祁教导员,年已六十开外,据说参加过抗日战争。“文革”以后,有关方面以他上了年纪为由,不让他干了。其实他可能有点跟不上趟儿,或者说新形势不需要他参与什么领导,他还是土地革命的脑袋。不过这个人闲不住,不是这儿转转,就是那儿看看。他不在乎让不让他管事,他关心的是哪儿应挖排碱渠,哪儿应添林带,哪儿的条田不平,哪儿应修个羊圈什么的。据说他几年前偶尔也带过劳改分队去干活,他不称劳改为“犯人”,而是称“队员”。一分队的一些老劳改提起他,没有不暗中肃然起敬的。有一个劳改说,他曾经和劳改一块锄过地,当几个手脚快的劳改超过他时,他摇摇头感慨的说:“唉,老啦,老啦……”

祁教导员正迎着汽车走来,他的袖子和裤腿都朝上挽着,右肩上扛一根两米多长红白相间的花杆,一只军用水壶斜挎在身上,走一步晃一下,肯定已经空了。整个看去,他倒颇象测量队的队员。听到引擎声,他诧异地朝驶来的汽车注视着,奇怪这大晌午的汽车开出去究竟要干啥。

凌小华在车上看清了祁教导员,觉察到教导员在朝驾驶室看,他低下了头,脸刷地红了。当汽车从教导员身旁驶过时,他仿佛觉得教导员挥起左手示意他停下,但是,他没有停,反而把油门几乎踩到了底。汽车开出去五公里,凌小华浑身已经湿透,他停下来喝了几口水,然后下车拧开水箱盖子,把锅里的水倒进了冒汽儿的水箱。想到教导员会迅速回场部打电话,他不敢耽搁,用衣襟抹了把脸,赶紧钻进炙热的驾驶室,起步后立即换高速档。

全神贯注地盯住前边的路面,凌小华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豆粒大的汗珠顺额头往下滚动。距场部十四公里处,一座桥正在维修,汽车须下公路,曲里拐弯地沿便道走,经过一个临时便桥过河。土便道窄得可怜,车辙很深而且坑坑洼洼,连二档都开不起来,只能用一档哼哼。临时搭的便桥也很窄,会车的余地都没有,便桥两侧天山融化的雪水夹带着山里的雨水滚滚滔滔,使凌小华一身热汗下边又冒出一身冷汗。从土便道好不容易又爬上了公路,凌小华回头看了一眼,他感觉老远似有摩托追来。这一下他更紧张了,赶快换档增速,一脚把油门踩到家。他多么希望这辆车能长出翅膀呀?他脑子里只有“快、快、快!”

风驰电掣的解放牌发了狂,象怪物般地吼叫着,象病人般震颤和喘息着。在距场部十九公里处,他面临一个向南去的陡坡。在刚冲上陡坡时必须及时换低速档,以便把降低的速度变成爬坡的动力。否则,速度虽高,却将因为缺乏力量而卡壳,停止呼吸。对司机来说,此时要善于抢档,而凌小华恰在这陡坡上,因为没有抢好档而把发动机憋灭了火。他重新发动机器,费去了时间;笨拙的操作,也让后边的摩托愈易接近。好不容易爬上了大坡,迎面又有两辆马车,当当正正不紧不慢地从马路中央走过来。凌小华急了,离马车二百多米就连续鸣笛,那笛声有如受伤的猛兽在哀号。赶马车的人跳下马车,吆喝牲口往边上靠,他那挥舞鞭子的身影告诉凌小华,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冯可兰的父亲冯进华。

冯进华是去山脚下拉石头的,一车石头装完,太阳快到了正南,再帮另一辆装好,过了正午。他们啃完窝头往回赶,要在下午收工前把石头送到住宅工地。他老远就看到了本场的“忠字车”,急忙让路,可是那三个牲口,尤其是中间的辕马,认惯了车辙,走在两道轱辘印子中间,极其不愿往边上靠——它知道使轱辘出辙印得费很大力气。冯进华的鞭子甩得“啪啪”响,他听到卡车笛声发邪,睁大眼睛朝前注视着。他赶车时间长了,同本场卡车打过无数次照面,对司机老陈很熟。老陈那人从来不开赌气车、英雄车,可眼下的一切都使冯进华感到不对头。就在这时,他听到北边传来两响报警的枪声(那不是鞭子响,这冯进华可分得出来)。发狂的“忠字车”往南冲来,在距马车还有五六十米时,冯进华便判断出这车不是老陈开的,而且觉得极不正常。他不顾一切地跳到路中央,朝汽车摇着鞭子,象要把这不吃草怪物赶回去。

凌小华赶快松油门,猛踩刹车,汽车在离左边的梢子马只有两米时,才嘎然停住。他推开右侧车门,跳下了公路就跑进了棉田。公路的西边是南北向的条田,宽有一百多米,种的是棉花,棉田的西边是苞米地。凌小华顾不得棉花棵子挂衣裤,朝西跨垄跑去,他唯一的念头就是钻进苞谷地,好象那就是他的终极目标。

冯进华的梢子马受了惊吓,不用鞭子赶就往右边猛挤猛撞,另两匹受传染,一齐下了公路。在下公路时,车子险些翻倒,车上的石头稀里哗啦掉了一大半,这减轻了那三头牲口的负荷,于是一起狂奔。冯进华不假思索地朝他的车奔去,他心里只有三个字:“挂木,快!”——他太心疼他的马和车了,竟没注意到凌小华弃车而逃。

摩托车飞快冲到忠字车后头,吱的一声停下来,驾驶它的是指导员,后边带个年轻的班长。指导员和班长都发现了弃车而逃的凌小华。

凌小华还有六十米就可以钻进苞谷地了。

“站住!”班长拖长了尾音喊道,并鸣枪警告。

凌小华迟疑了,他站住回头瞥了一眼,然后又继续往西跑。

班长跪姿端枪瞄准,在指导员的“慢”字喊出口时,恰好勾动扳机,打光了梭子里剩余的七发子弹。

几分钟前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脉搏、有呼吸、有一切正常的生理机能,尤其是自认为应该学会独立思考,顷刻间便可灵魂出壳。

凌小华应声而倒,两颗子弹从后背穿至前胸,无情的铅丸,它是冰凉的,又是灼热的,夺去了一个年轻的生命。

开枪的班长是个小战士,安徽农村的娃娃,他和凌小华同岁,都是十九。他见凌小华仆倒在地里,竟茫然不知所措,不知是不相信自己的枪法,还是不相信凌小华该死。他愣愣地站在公路上,完全忘却了该干什么。

指导员跳下公路,迅速穿过棉田,往凌小华仆倒的地方跑去,公路上冯进华后面那辆马车上的劳改也跟了下去。

扳过凌小华的身子,他的瞳孔已经没有了光泽,他上衣下边的两个口袋,已经被棉花棵子挂破——这种再生布的劳改单衣穿了一年,早就糟了。从他右边的口袋里露出了一张两元的钞票,还有一张被汗水浸湿的医院废表格,那废表格的背面写着:

在黑号里,易一晨昏,如历年岁。从亲身所受的荼毒中我看到,

加在我身上的一切,也就是加在人民身上的一切,加在祖国身上的

一切。

祖国呀,你怎么能忍受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禁锢思想,诛心

盛行的可耻现实?你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儿女重受中世纪的苦难?

啊,是了,祖国,你原来也盛载着无边的灾难,并且备受蹂躏。

我为无力解救你所受的蹂躏而羞愧!你是在渴望鲁迅,呼唤鲁迅吧?

是的,是的,但愿鲁迅的匕首和投枪,刺中祸害你的罪魁祸首、巨

恶元凶。

我此去也许是向大法西斯控告小法西斯,后果可想而知,真是

愚蠢之极。可是,我很惭愧,除了这个,我再也无力无法为你做什

么了。我的祖国,这个世界没有我不要紧,但不能失去鲁迅,愿鲁

迅和你同在。

指导员把那张钞票塞给迟迟跑过来的班长道:“这是他身上的钱,你交给他们分队长保存起来。”至于那张医院的废表格,他则随意地团巴团巴,扔了。

这一天距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还有二十八天。但这又能怎么样?这一天的事纯属偶然,其实,所有的事都是偶然的。如果把时间推到一九七二年,偶然性仍然可以使这样偶然的事件重复偶然地发生。一九七二年怎么样?一九七二年还不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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