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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小说《无语的天山》连载(1)  

2015-11-02 16:57: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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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语的天山

 

                               

        《无语的天山》完稿于2000完稿后即压在箱底。我料定没有一家出版社肯出版它。这个书稿只有两个人看过,一位是我的亲属,另一位是个很年轻的记者。他们看过之后,认为最好有个大团圆的结局,起码应该有个准大团圆的结局。我对他们的意见取姑妄听之的态度,没进行修改。我一直无意将书稿示人,原因之一是怕有强人阅读之嫌(人家要是不愿意看呢?),原因之二是怕强占别人的时间。书稿曾寄给《收获》,寄出时因心有余悸,很是忐忑。《收获》没有采用,未说明原因,亦无任何解释。这反倒让我松了口气,觉得未必是坏事,因为如果刊出,我也许会被批得七窍生烟。

          十二年后的今天,我鼓足勇气,还是想把这篇书稿公开出来就作为批判的对象吧。我已经七十有三,挨批早已无数,现在还怕,太不应该了。

          我的故事,“80读起来恐怕很陌生,恍如隔世;但是对过来人说,这就是昨天。

          小说共十四章,拟分十四次刊完。

                                                 2012-01-02于克拉玛依

 

 

第一章   冯可兰

新疆的反右运动比北京几乎晚了一年,这恐怕并不为大家所熟知。但只要想到,新疆和北京是那么遥远,尤其是新疆地处边境,和八个国家接壤,情况复杂,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冯进华就是一九五八年夏天在乌鲁木齐的一所大学被打成右派的。他原是教化学的,当了右派不光是书教不成了,还和老婆孩子一同被下放到了天山北麓的一个小县城里。在小县城里安顿下来不到半年,又莫名其妙地进了劳改队。

冯可兰是一九五八年进入小学的。她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只是听人说右派都是坏人。但是她不觉得爸爸是坏人,在她看来,谁是右派谁不是右派,都是大人之间的事。一九五八年以前,她在乌鲁木齐的童年生活中,得到了许多爸爸妈妈的关爱。她感到妈妈比爸爸还要严肃,而爸爸的慈祥甚至胜过了母亲。爸爸会变魔术,空空的手在她头上胡噜一下,就能胡噜出糖果或饼干来。她在妈妈面不大敢“闹”,在爸爸面前却可以肆无忌惮,真的敢“蹬着鼻子上脸”。爸爸常让她骑在脖子上,有时抓住她的胳膊,把她甩起来转圈,那种飞一样的感觉让她又害怕又刺激。最让她吃惊和不解的是,明明一杯清清亮亮的水,经爸爸的手一摇,就能变红,而且还能变回去。每当爸爸的学生到家里来访的时候,大学生们对爸爸尊重和信服的神情,又让她看到了爸爸的尊严,感到了爸爸的可敬。

学龄前的冯可兰,过的日子虽谈不上有多么阔气,但是幸福而无忧无虑。大学校园里弥漫着浓厚的学习气氛,社会上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一切都是美好的、向上的。幼儿园的环境是整洁的,阿姨是和蔼的,听故事,唱儿歌 ,有画书可以翻阅,有画笔可以涂鸦。这是充满欢乐和幻想的童年。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一段童年生活,永远是充满幻想的梦。

冯进华被打成右派,粉碎了女儿的梦。从乌鲁木齐搬到一个更闭塞的小县城里,在冯可兰的小心儿里,那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冯进华进监狱以后,冯可兰怯怯的问妈妈:“我爸爸是坏人吗?”妈妈说:“他犯了错误。”可兰不懂:“犯了错误就要劳改吗?”妈妈道:“这你不懂,以后你长大了就明白了。”一块巨大的乌云压在小姑娘头上,她在妈妈严肃的神情中,不仅体味到了妈妈沉重的心绪,还猜到了妈妈的痛苦和悲伤。小县城里的天空不再明媚,她进入的那个小学甚至也显出了更多的阴沉与破败。在从二年级到四年级的那段时间里,可兰和妈妈一起熬过了“干稀搭配”、“过秤下锅”和“瓜菜代”的岁月,她们吃过灰灰菜和骆驼草,窝头里也曾加过麸子。在可兰的心里,代食品中,榆钱儿是最好的东西,无论是蒸窝头还是熬糊糊,都有一股甜丝丝的青气味儿。物质的匮乏令人感到局促,却是对忍耐的磨练;饥饿影响了身体的健康,可是促进了心理的成熟。艰难的日子教可兰从小懂得了勤俭节约,早早地学会了做种种家务事。

一九五九年冬天,冯可兰九岁,妈妈梁淑英曾带她去劳改队探监。那天的天气阴沉沉地下着雪,娘儿两个搭上了一辆拉木头的马车,坐在车上脸冻得生疼,手和脚很快就麻木了。按理那种天气应该穿老羊皮,可是娘儿两个谁也没有皮袄,棉衣裤不挡风,寒气一个劲儿往里钻。母亲心事重重,表情阴郁,这使小姑娘跟着难受。这次去探望父亲丝毫没有可以预期的欢乐,只不过是无奈地度过一个沉闷的难关。当母亲问可兰冷不冷时,小姑娘缩着脖子揣着手,只是朝母亲默默地摇了摇头。

下了马车,走了好长一段坎坷不平冻得硬邦邦的土路,路上的积雪让人深一脚浅一脚的,不得不加倍小心,防止跌倒。走了约半个小时,小姑娘远远地望见了一座“城堡”,再往前走,看到了“城门”前站岗的解放军。城门很高大,上部呈半圆形,门上漆了黑漆,看起来十分沉重。城门两侧的墙很厚实,往两边延伸,拐角的地方有岗楼,大墙上有解放军战士在走动。站岗的解放军叔叔脸色严峻,既看不出和蔼也看不出热情。

梁淑英和可兰被领进“城堡”外面的一个小屋里,屋里人公事公办的面孔以及对娘儿两个审视的目光使小姑娘浑身不自在。小屋里有火墙,可兰的身子在等待中慢慢变暖,可她的小心儿越来越凉。大约等了一个钟头,冯进华才被一个干部带进屋里。小姑娘望了父亲一眼,又看了看那穿军装的干部,怯怯的牵住母亲衣角,畏葸不前。

冯进华穿着再生布做的带有竖道儿的黑色冬季囚服,棉衣上有几处补了蓝色的补丁,棉裤上被柴火剐的三角口子虽是新的,可露出的棉花却是黑乎乎的。他光着脑袋,眉毛和胡子上有一层白霜,攥着蓝棉帽的手皴得厉害,有点像树皮,除了眼睛深沉之外,大学助教的影子是再也找不到了。“你们来了,这么冷的天。”冯进华的话不大像问话。

“给你带了几件旧衣裳。”梁淑英道,“是一套旧绒衣和一双厚袜子。”梁淑英没带什么吃的东西,那年头家里还得干稀搭配吃代食品那,能带什么?再说,监狱里也不见得让收。

这个劳改监狱没有专门的探监室,探监就在监狱外的办公室里进行,屋子里有几位管理人员在场,并不是个理想的说话的地方。冯进华简单的问了问妻子和女儿的情况,话里不能带多少感情色彩,说到自己劳改的情况,只是说一切都好。临了儿,他忽然说道:“你们的生活,我也帮不上什么了,反而给你们很多牵累。我刑期这么长,对你和可兰的影响是不得不考虑的。我已经打了离婚申请报告,不知上面是怎么处理的。我看我们分手对你们可能是比较有利的。”

“你如果认为离了婚就会对我和孩子有好处,恐怕想得太简单了。这事你先别想的太多。你应该集中精力改造,在思想上脱胎换骨,准备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梁淑英不愧为在学生时代入党的老党员,说起话来,原则性是很强的,“你要相信,党是不会抛弃任何人的,当然也包括你。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所以,你最好收回你的申请报告。”

妻子的话令冯进华十分感动,小姑娘似乎也明白妈妈话中的意思,小手儿把妈妈的棉衣抓得更紧了。管教干部显然对梁淑英的态度和表现非常赞赏,在探监结束以后,又和梁淑英谈了一阵。看来劳改队方面对冯进华的表现大体上还是满意的,管教干部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冯进华的离婚申请。管教对梁淑英说:“你做得很对,我们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做冯进华的工作。亲属的配合,对犯人的改造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思想上,可以稳定犯人的情绪,增加他们改造的信心……

 

梁淑英原来没准备带可兰一块去探监,怕的是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可是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她又不放心。不出所料,这次探监果然给可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家的路上,小姑娘沉默不语,反复地体味着一份难忘的凄凉。她第一次意识清醒地直面她所在的世界。在这个孩子的心里,冯进华如果不是她的父亲,她也会对那种不幸的处境和叫花子的模样,生出她的同情,因为她还没有学会仇恨。她的心太稚嫩了,还远没有被生活与现实揉搓得坚硬起来。她甚至感到,母亲在父亲面前有一种高高在上冷冷冰冰的气势,像是救世主。这使她心里很不舒服。妈妈没有抛弃爸爸,但妈妈已经不是原来的妈妈了,原来的妈妈和爸爸是平等的。——她这样思忖着,刚才在屋里还在紧紧抓住母亲棉衣的小手儿,渐渐地又松开了。

这次探监以后没有多久,冯可兰在学校里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北疆的小县城尽管面积不小,人口却不多,不管什么事,传播得很快。小姑娘的同学们很快就知道了她的爸爸是个劳改犯。劳改犯是什么?劳改犯就是为非作歹,奸淫盗窃,杀人越货,十恶不赦,臭不可闻的大坏蛋。恶乌及屋,大坏蛋的女儿能有个好吗?有的男生在下课以后或是放学回家的路上无缘无故的冲撞她,没碴找碴地欺侮人;她背后常有白粉笔画的王八;也有的男生偷偷地往她身上吐痰;她座位后边的一个叫张志超的男生,有一次把她的头发梢悄悄蘸在墨水瓶里,把上衣后背弄脏了好大一块。小孩子想象力丰富,有时不理解别人的痛苦,恶作剧花样繁多,层出不穷,冯可兰不知被气哭过多少次,但每次她都不敢告诉老师。也有的女同学嫉妒她的聪明伶俐,既然学习和体育什么的都不如她,疏远她、孤立她的同时,巴不得看她的笑话。

冯可兰从来不把在学校受的侮辱告诉母亲。她头发被蘸在墨水瓶里那一次,母亲发现她的衣服从领子到后背的一片墨迹,问她是谁干的,她明明知道是张志超使的坏,却回说不知道。梁淑英从女儿的脸上看出了女儿的委屈,表示要去找老师说个明白,女儿却说,老师如果查不出来有什么用?如果查出来是谁,人家是要报复的。后来梁淑英不知为什么,没去找老师,事情也就搁下了。

梁淑英“下放”到这个小县城以后,在蔬菜门市部卖菜。由于她在政治上立场坚定,党性很强,做事四平八稳,不喜欢感情用事,而且又有文化,很快当上了门市部的主任。她像对写了入党申请书的青年人一样对待女儿,这不仅没有使女儿和她更亲近,反而和她更生分了。冯可兰很尊敬母亲,在心灵上是敬而远之的敬。娘儿两个的心渐渐远离,已经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了。

有一两个女同学很同情冯可兰,小孩子的势力心毕竟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她们在冯可兰被欺侮的时候,没有抱打不平的勇气。她们只是在没有人的时候,用同情的目光看看她,或是悄悄地和她说几句话。起初,可兰对这种同情非常感激。但时间久了她就看出,这种廉价的同情,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境况,并且还好像是人家对自己的一种施舍。不,环境给了她孤独,她也就只有选择孤独。她们一家搬到这个小县城的时候,曾经带来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牛虻》。可兰在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读这本书,她没有读懂,但是她哭了。五年级以后,她又把这本书读了两次,每读一次,她都激动不已,每读一次,她都要哭好几次。人在不被现实世界接纳的时候,沉浸到书本的世界里是最自然的。从读《牛虻》始,冯可兰陆续读了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许多50年代风靡中国的翻译小说,其中大部分是苏联的。她在另外的时空中,看到了火热的革命,品尝着纯真的友谊;她在读书的间隙里,思考着怎样锻造自己坚毅的性格,什么才能算是壮丽的人生。沉默使人转向自己的内心,久而久之的沉思默想,迟早会令人问自己一个永恒的问题,那就是: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就冯可兰来说,这问题出现在她头脑里,也许是太早了,但是没有办法,这是我们无法防止也无法制止的。

冯可兰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叫姚文稚,这位老师是豫东人,由于农村经济破产,一九六零年跑到了新疆。她的父亲解放前是地主,她跑到新疆后隐瞒了自己的家庭出身,报的成分是中农。她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她好像没有童年,生下来就是现在这样。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有结婚,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概是怕自己隐瞒家庭出身的事情会露馅,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生怕表现得右了。就这样,她顺理成章地成了冯可兰的克星。

劳改犯的女儿很敏感,冯可兰很快就在姚文稚的眼睛里看到了一连串的狐疑、挑剔与探究。小姑娘也有自知之明,她本来不管上什么课都很专心,而到了姚文稚上课时,她坐得更端正,听得更认真,作业交得更快,而且答题正确无误,写字一笔不苟。有一次她座位前边的一个女同学丢了一块钱,姚文稚搜查了全班同学,并且对冯可兰特别关照。从可兰的位子到书包,从上衣到裤子,没有一寸被忽略掉。在翻可兰的书本和笔记本时,姚文稚几乎是一页一页的翻检,不像对其他同学一样,抖落一下就算完了。这次搜查没有任何结果,临完了姚文稚盯住可兰盘问了好久,那种问法在向全班暗示,劳改犯的家庭一定经济拮据,而这蛮可以让人搞点偷偷摸摸的小动作(不知老师本人是否有过这种行为)。冯可兰自信而凛然的回答了姚文稚的问题,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姚文稚暗示的作用,大多数同学不仅没有收回怀疑的目光,而且还在窃窃私语。世界上不仅人言可畏,舆论吃人,有时仅仅是一种氛围,也能把人压扁。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不管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坦荡地展示自己的纯真与良知,不能不说是精神世界大搏斗的奇观。可是,放学以后,小姑娘还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让眼泪默默地在脸上纵横驰骋了个够。

 

小学毕业的时候,冯可兰的成绩是年级第一。考中学,她名列前茅。她在一切方面都要和别人比,学习上连一分也不放过,她认为她不能落在任何一个同学的后面。她还没有具体地想过长大以后要怎么样,但是坚毅、优秀、高尚、高贵、博学、良知、勇敢等等美好的概念,盘踞在她的心中,有着无穷的魅力,成为她永远的追求。她游离于现实之外的无奈越是强烈,她追求抽象化和理想化的倾向也就越强烈。既然现实不能见容于她,她也就有权和时论保持着距离,她甚至把时论的通俗化视为庸俗和肤浅,并认为可以对之不屑一顾。有时她也会问自己,自己对圣洁的追求是不是脱离了实际,她的回答是:不!她把列宁的一段话演绎成:真正的抽象,更深刻地反映着主客观世界。

“文化大革命”开始,她明白不会有任何一个组织想要她,她也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组织。她不知从什么地方弄了个什么袖章,纯粹是为了糊弄母亲。她看大字报,觉得夸大其词、耸人听闻、虚张声势、标语口号一类唬人的东西太多;传单也差不多。有些小报和材料倒是还有点内容。在辩论中,谁都说自己是最忠于毛主席的,是最革命的。什么革命啦、理想啦、捍卫啦、忠于啦、伟大啦、头可断血可流啦,都成了最便宜的东西,最廉价的货色。看到辩论中唇枪舌剑之余破口大骂甚至大开荤时,不管名字多么好听的组织,在冯可兰心中的地位便会一落千丈,变得俗不可耐。大辩论中动手动脚推推搡搡,以及批斗中残忍的行为令她震惊,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一切同革命联系起来。有不少人关心中央、省市、自治区甚至县里的“革命形势”——其实是人事变动,这和她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她既然被屏弃在政治之外,在沉重的喘息之余,就只有把目光投向马克思和列宁了。她家里有马恩四卷集,她读起来如饥似渴,她要在精神上重新走一遍导师们走过的路。有人说要革命,主要是读毛主席的书。她从这话里听出了排斥马克思和列宁的弦外之音。不,她偏读读马克思和列宁。不知是马克思、列宁的文笔好,还是翻译得好,也许二者都好,她为书中大气磅礴、高屋建瓴的思想所吸引。当她认真地琢磨有关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时,她深深地感谢她所得到的思想的武器。

能直接回答中国当前现实问题的书几乎没有。对于冯可兰来说,读书只是帮助她对现实提出问题,并且思考这些问题。革命就是暴力,但是,革命在今天难道是把已经打倒的再打倒一次吗?显然不是。革命声称,又出现了新的被打倒的对象,但新的对象似乎并没有什么客观标准。看起来革命就是把人分类,然后让一些人对另一些专政。革命是反对平等的,革命强调压迫,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只有不平等以及压迫,才能让革命如愿以偿,舒出一口大气。革命就是建立新的不平等关系……。冯可兰想着想着不免战栗,不想再想了,可是看不见的思维活动一经展开,十条牛也拉不回来。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口号,是反封建的,这些词虽然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可是就它们本来应有的意义讲,有什么错?反对和排斥自由与平等的大乱,难道不是封建主义大乱吗?“五四”运动的旗帜上写的是科学和民主,今天的革命,要在旗帜上把科学与民主抹去,不是吗?难道自由、平等、科学和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吗?难道它们只能为资产阶级所专有吗?

大字报里充斥了各种各样的宣言、声明、呼吁、抗议、勒令、炮轰、火烧、油炸、罢官、打翻在地、砸烂狗头、特大喜讯、爆炸性消息等等等等,天下确实大乱了。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大喊大叫,有一个战斗队就叫大喊大叫战斗队。各种表演乱乱哄哄,让人眼花缭乱。许多拍胸脯、挥拳头、慷慨激昂的表演,本该是令人感动的,但如果人人都来这一套,可疑之处就会越来越大。结合现实的问题,冯可兰认真地看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还有很多马克思为自己的书所写的序言、导言。她感到这些文章和现实的抵牾竟是那么深刻,从内容到语言,和现实都是不相容的。往深里想开去,她甚至觉得,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活在现在的中国,他们肯定也会戴上高帽,被人用绳子牵了,满街转悠。是的,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就是当前的革命。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扫文化,也包括扫马克思和列宁,这是建立新的权威所需要的。而新的权威是什么呢?是需要全国人民顶礼膜拜的、高高在上的、主宰一切的、比皇帝还皇帝的那个……

冯可兰为自己的判断吓了一跳,但这是一个抹不掉、挥不去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封建社会可谓大逆不道,在今天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归在“逆之者亡”一类。她时时感到自己掉到了一个没有底的深渊里,它深不见底,深不可测,令人喘不过气来。然而,这种几乎让人窒息的状态,却奇妙的给予她的精神世界一种快意。如果有一种自己完全可以相信的无庸置疑思想可能导致死亡,那么:死亡,你就来吧!你将成全我,掉到底了,一切就都结束了,我也就痛快了,解脱了,胜利了。恐惧中的的快意,死亡中的幸福,原来并非不可想象,年轻的姑娘一旦洞彻了某种必然,精神上反而得到了一种解脱。在人生与社会,个人与环境之间,这姑娘可能要按思想逻辑的自然发展,按理性的自然昭示走下去。

破四旧,清除大、洋、古,一场新场焚书运动在中国展开,它在规模上,创造了古今中外的最新最高记录。在中学、在县政协和县人大,在凡是有处理书,特别是焚书的地方,一个年轻的姑娘的身影,悄悄地在出没活动。她乘人不备,捡了不少残破的书,有时甚至偷走相当完整的书。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行为本身就显得鬼鬼祟祟,她原来是一个谈不上光明磊落的贼;而这个贼之所以心底坦然,是因为胸中燃烧着追求真理与光明的火。面对现实,孔乙己关于偷书不算偷的理论,在姑娘心中有着另一种理解。她把得到的书藏在家里一个堆放杂物的破棚子里,逐一修补整理好,开始一本本的阅读,反正不上学了,她有的是时间。就在人们忙着造反、串连、辩论、刷大标语、写大字报、冲杀于社会、揪斗于机关的轰轰烈烈的时刻,冯可兰认识了高尔基、马卡连柯、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汤玛斯.哈代、勃朗特姐妹、司汤达、欧.亨利、罗曼.罗兰、马克.土温、杰克.伦敦等一大批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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