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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小说《无语的天山》连载(5)  

2015-11-22 00:59: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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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冯进华

这个劳改农场归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它就在天山脚下,南望天山,可以见到天山雪线冬降下升的变化。整个农场划分为两个中队,一中队就是监狱,是关押劳改犯的地方;二中队距监狱七公里,是刑满留场人员从事劳动的地方。一中队的住地,有点类似“城堡”,它也就是冯可兰儿时曾见过一面的监狱。“城堡”有两层大墙,外墙厚六十多厘米,高约六米,墙顶有甬道和砖栏,可供“班长”在上边走动和巡视。在平面上外墙呈正方形,边长一百多米,四角设类似“炮楼”的岗亭。内墙距外墙约十米,内墙围拢来同时构成大院内各监号房屋的外墙。“城堡”的大门真的很类似城门,它也是这个城堡唯一的一个门。

劳改农场初创时,只有一个中队,即一中队,当时大约有六十多个犯人。这六十多个犯人从盖场部开始,也建起了关押自己的“城堡”。除此之外,他们还要修公路、种林带、挖渠供水排碱、开荒种地等等。经过十年以后,如果再考察一下这个农场,应该说从房舍、道路、林带、条田到灌溉与排碱系统等等,已初具规模。如果计算一下这里的劳动量,再平均到人头上,那是惊人的。这毕竟是最原始的积累过程,这个过程的主人是谁,没有人去想,是谁完成了这个过程也没有人过问;重要的是劳动,是最原始的,实实在在以筋肉血汗为代价的劳动。劳动就是牺牲。曾经有人指出,长城、大运河、故宫连同国外的伟大工程与豪华宫殿,都是劳动人民的白骨所堆成,诚哉斯言。其实,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莫不是以牺牲为代价。

一中队之下设两个分队,中队有一位管教,中队和分队有队长共四位。管理干部们和他们的家属住在离“城堡”外三百至四百米的几栋平房里。监狱的警卫排住的平房离“城堡”较近,约有一百米。冯进华进监狱的时候就分在一中队二分队。从盖场部办公室、干部住宅、警卫营房到建“城堡”,他都参加了,然后就是修路、挖渠、开荒、种林带、整条田……。笨重、原始、高强度、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彻底改变了他,他剃了光头,胡子拉碴,脸除了黑之外,皱纹里流露出庄稼汉的沧桑感。不认识的人,谁见了他,也不会想到他学过化学,当过大学助教。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汉子,是从泥土里、庄稼地里爬出来的劳动汉子。繁重的体力劳动也确实改造了他的思想,由于他不是打小就参加劳动并且习以为常的,所以,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深深地懂得了劳动的价值,他尤其尊重劳动。对劳动的尊重,使冯进华无厌无怨地去迎接它;对劳动的尊重,也使他产生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绪。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是最自然的事情。

劳改犯中什么人都有,但从劳动着眼,则有两类,一种劳改前很少经历过长时期高强度的劳动,如投机倒把的,卖假药的,流窜盗窃的,地下包工的,游手好闲什么坏事都干的;另一种本身就是农民,他们也曾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过,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犯了法。前者讨厌劳动,惧怕劳动;后者虽然不怎么怕劳动,但很少想过应该怎样评价劳动的意义,因此并不尊重劳动。

刚进看守所或刚判刑转到劳改队的人,有的极不愿接受现实,他们会想,我怎么会到这里来了?我怎么能和这些人中的败类、社会渣滓为伍?所以,这类地方的墙上,一般都刷上大字:“这是什么地方?”“你到这里来做什么?”这两个问题很有针对性,它教犯人摆正自己的位置,它告诉犯人:别以为你是谁!你就是人中败类、社会渣滓。低头认罪,老实服刑吧!在犯人中,一般盗窃犯可能会想,我们不过是偷点摸点,又没有搞人家老婆闺女,没有那么丑恶,万恶淫为首嘛!而一般奸淫犯则可能会想,我们是作风问题,没有偷人钱物,无论如何,我们本来就是自食其力的。刑事犯称反革命犯为“反字号”,认为那是敌我矛盾,性质特别严重。反革命犯认为自己是政治犯,没有道德问题。在犯人中,只有比较豁达的人和罪大恶极的惯犯,才不和其他犯人比。许多刑事犯好自吹自擂;贼不打三年自招,可能主要是吹出来的。

北疆的劳改农场里,重犯(刑期十五年以上的)比例很小,刑期超过十五年的大都转送南疆了。一般性的轻罪比较多,这也许助长了冯进华悲天悯人的思想。他进劳改队以后,更多地想到的是,这里的人都是罪人,是罪人,就得在这里受苦受罪。是的,罪人,在上帝面前,整个人类不都是有罪的吗?我们不相信上帝,但在严格的道德的意义上,犯罪难道奇怪吗?水至清则无鱼。同别的犯人不一样,他更多地从环境因素和社会根源的角度去看待他周围的同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觉得这里用得着适量的宽容,当然,更重要的是,应该把犯人作为受罪的人来尊重。冯进华不会在语言上轻蔑谁,不会在行动上损害谁,他的眼睛里除了诚恳,闪不出不信任的光。在犯群中,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久而久之,都会感到,冯进华的和蔼与诚恳,不是装的,其中蕴涵真意;他能吃亏让人,不是因为他腰不圆、膀不乍,胆小怕事,是因为他遵从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在一个充斥小流氓、二流子、惯偷、骗子的群体里,为一句负气的话可以吵翻天,为一个掺麸子的窝头能够打破地。这是罪恶的渊薮,是辎珠必较,睚眦必报的烂窝子。但是,即令在这样的烂窝子里,真正的道德仍然是可以被承认的,这真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犯群中,如果说有一个罪犯,能够在私下里被尊重,那不是别人,正是冯进华。这里必需强调“在私下里”四个字,因为,即令犯人中缺点心眼的,凭直觉,都能意识到,劳改队内的犯人之间,是不准有尊重与信赖的。

监狱方面,从中队长到管教,从分队长到每一个看守以至每一个班长,都知道并且坚决主张和强调:犯群中不准讲团结(你们团结起来想干什么?),犯群中只能讲互相监督,互相揭发,互相斗争;犯群中也不能讲互相帮助,谁的苦谁去吃,谁的罪谁去受,谁的饿谁去挨,因为:改造是不能代替的。从惩罚的角度出发,从管理的方面考虑,从防范的措施着眼,监狱方面从来都有意无意有心无心的助长犯群中辎珠必较的倾向以及睚眦必报的行为。监狱方面不赞成犯人之间的谅解,在犯人中从来不提倡道德。监狱是惩恶的地方,不是扬善的地方,这足以成为不准光明照到这里的根据。虽然监狱方面偶尔也提及犯群自己教育自己,但在本质上,他们可能认为,黑暗的地方保持黑暗是最合理的。

劳改犯们在干部面前以及公开场合(三人及三人以上),没有一个说冯进华好的;而在私下里(两人以下),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的。有个骗子姓李,扛着一个不装底片的老式带三角架的照相机,在北疆各牧场到处转悠,专门给哈萨克牧民照相。他站在蒙着黑红布的木头匣子之前,煞有介事的给牧民摆姿势,爷爷一张,奶奶一张,爸爸一张,妈妈一张,小巴郎一张,全家福一张……,他还给开收据,答应半个月以后送照片。在哈萨帐房里,他揣足了钱,跟贵宾一样喝着奶茶,吃着手抓羊肉,然后抹抹嘴一走了之。这位李摄影有一次和一个卖假药的互相吹牛,不知怎么提起了冯进华,李摄影说:“这家伙特象我小时候见过的一个信天主教的,对谁都特诚心。”卖假药的道:“听说他在大学教过书,我看是个圣人。”李摄影说:“我就纳闷,这样的人怎么也进来了。”卖假药的道:“咳!这世上的事说不清楚。跟他比,我们当几天劳改,倒也不算亏。”吹牛的人最多的是假话,但无意中也有真言,不信么?

 

冯进华上学的时候俄语学得好,他掌握的词汇量大,对话时变格、重音和音调什么的都非常准确,听起来和莫斯科语音没什么两样。不过他的专业是化学,所以没当翻译。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的时候,他和苏联专家打过交道,对苏联专家的作风有点看不惯,不过这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在教学方面,他常和苏联专家有不同的见解,这本来也是正常的。但遗憾的是他年轻气盛,多次和苏联专家顶过牛。给苏联专家配的翻译是俄专毕业的,冯进华觉得这位翻译常不能准确地把他的话翻译过去,很有针对性的意见常被弄得没棱没角。所以他有时抛开翻译,直接用俄语同苏联专家争执。这一来,不但苏联专家不快,就是翻译也很不以为然。经过几次思想的碰撞和顶牛之后,翻译向上面汇报了,苏联专家也向有关方面表示了不满,火气还不小。结果事情闹大了,运动一来,冯进华就成了以反苏为突出标识的右派分子。

梁淑英在政治上追求进步,她把冯进华努力学习俄语也看作是政治上求进步的表现,按理这也说得过去,可是这其中多少有些误解。冯进华对学习与业务的兴趣,远比对政治的兴趣大得多。他觉得做实际的事,比成天讲大道理强。他关注物和物的关系,很少关注人和物的关系,最不愿关注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他从没想过管人,当然也就没想过当官去领导谁。这种倾向被称为走白专道路。结婚后,梁淑英在这方面多次提醒过他,他点头称是,但就是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这真应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句话。领导上要求大家“向组织靠拢”,懂得靠拢又会靠拢的人,自然经常受到领导的耳提面命,得到的帮助就大,而且还容易被领导所了解,入党、提升什么的,也就比较快。冯进华就不会靠拢组织,他很尊重领导,可是见了领导没话,内心深处有时因没什么可说的,还想躲,这叫领导怎么想?

劳改犯之间对骂、相互指责,尤其是开玩笑时,常爱说的一句话是:“……就凭你小子这样,不劳改你劳改谁?把你劳改十回都不多。”冯进华进监狱以后,曾进行过深入的反思。他从自己上学、工作回忆起,到对环境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分析止,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他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之所以当右派的必然性。他应该不应该算右派分子,这涉及中央的方针政策,这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但按照上面的方针政策,结合现实的形势,自己不当右派谁当右派?自己当右派是必然的。有人说,认识到必然性就可以进入自由王国,这话有点玄乎,说这话的人恐怕也未必就感到自由。不过如果对自己的际遇与命运的必然性有认识,也许对外界加载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更容易接受一些。最让冯进华不安的是,他认为妻子梁淑英和女儿冯可兰,因为他无端的受到了牵累。他没有把政治带进家庭的习惯,他从亲属的一般意义上出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妻子和女儿。他认为自己对她们欠了责任债和感情债,他可以不为自己受罚受罪难过,却不能不在想到妻子和女儿时,满怀歉疚。他多次想过了,将来他出去,一定要给那娘儿俩当牛做马,是的,当牛做马,绝不含糊。

 

按中队长、分队长以及管教的说法,进了劳改队的犯人都要过三关,这就是认罪关、劳动关和生活关。过三关是改造的基础,是改造的起码条件,过不了这三关,改造无从谈起。既然承认自己进劳改队具有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认罪,起码在口头上,是不难的。在口头上认罪,只是一般形式问题。这方面,冯进华的态度,在管理人员看来,还算端正。他刚进劳改队不久,中苏关系恶化,并很快发展到撕破脸皮的程度。在中国方面,“一论”、“再论”……直至“九评”陆续出台,发端于苏共二十大的矛盾变成公开的争吵和论战,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这时,冯进华曾想过,自己反苏的帽子应该有摘掉的可能了吧?不过他又想,即令自己那些所谓“反苏言论”都不算一回事,谁也不会承认把他打成右派是打错了,谁也不会承认把他送进监狱是送错了。这些都是运动中的事,处理他的是组织,还没听说过那一级党组织承认过错误呢。党组织嘛,永远是正确的。他深深地意识到,从一开始,他就被认为是“非我族类”。既然是“非我族类”,势必在挞伐之列;解释、申辩全是没有任何作用和意义的。“谁要想翻案决没好果子吃”是所有管教人员天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从思想上维护应有的秩序和敲打犯人的利器。冯进华压下了自己的“一闪念”,这当然是无人知晓的“一闪念”。

按劳改犯的说法,劳改队的劳动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大队劳动,另一种是干自由活的。跟大队劳动,是集体出工,集体收工,劳动内容一样,例如修公路、盖房子、挖大渠、开荒、清地、间苗、割苇子、收麦子、掰包谷等等。跟大队劳动最重要的是在警卫看押下进行,干什么都得有数,按现在的话说是严格量化。干自由活的,一般是两三个人一组,有的活甚至只有一个人干,例如看瓜的、赶车的、浇水的、割柳条(编筐、编抬把子用)的、割芨芨草(可以扎扫把)的、放羊的、马号喂马的、给测量渠道放线的、耙地时坐在耙上压耙的等等。干自由活的没有警卫跟着,所以在活儿前面,特加“自由”二字。谁被派干自由活,由监狱方面决定。监狱方面认为谁认罪态度好,愿意老实服刑,绝无逃跑的动机和可能,才有可能被派去干自由活。干自由活的犯人都在一分队,他们大都是在二分队服刑一段时间,经过考察后调到一分队的。经过考察,一般分配干自由活的人还应该是塌实可靠,责任心比较强的,这样才能使上面放心。有个塔塔尔族犯人,名叫亚科夫(这其实是姓),凶横顽劣,解放前就蹲过监狱,解放后把他释放了。但他到处流窜,偷抢斗殴,走到那里把坏事做到那里,又先后进了两次监狱。此人已服刑多年,一直在二分队参加有看押的集体劳动。

冯进华在二分队干了一年就调到一分队了。管教干部从来不轻易在犯群面前公开表扬谁,但他们心里有数。冯进华干农活不是快手,但可以排在中游以上,这人干活实在,从不偷奸耍滑。有些磨洋工的行家,不是不会干活,干部在场的时候,他们干得又快又好,称得上漂亮。可是干部前脚一走,他们后脚立刻卷莫合烟。有定量的活,他们都能抓紧时间完成;不容易定量大家伙着干的活,他们最稀松,嘴里的话没完没了。冯进华不属于这种人,他对于劳动的态度就是“格物”,有人在没人在并不特别重要,他要“格”的是“物”。

许多劳改犯在自称时,把“犯”字省掉,简化为“劳改”。这里有很深的潜在的意识和心理因素:“犯”字太难听,而劳改,劳动改造,这却没什么了不起。在他们内心深处,“犯”字是同罪恶紧密相连的,可是“劳改”则是劳动改造世界,劳动改造一切。就冯进华来说,接受劳改这一称呼,不但较为容易,似乎还是顺理成章的。初进劳改队时,冯进华发现,不少劳改有惊人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他看到,几把苇子,踩巴踩巴,劳改就能把它编成席子,编成篮子、盒子;几把嫩柳条,在劳改手下可以变成抬把子、筐子和篮子,篮子可以带提梁、带盖儿,如果将柳条的皮儿去掉,精细一点做,简直就是艺术品。至于扎扫把,就更不在话下,有些人扎的扫炕笤帚比街上卖的还漂亮。更令他惊奇的是,很多属于女人的活,这些人干得也非常地道,有些人捻线,捻得非常匀实,而且织出的衣裤、手套、袜子无不解决了自己迫切的需要。有些织物织出的图案不仅美观,还很富于艺术性。在甘肃的张掖、酒泉一带,男人织毛衣不是什么新奇罕见的事。五、六十年代,一些甘肃人流入新疆,也就把这风气带到了新疆。在劳改中,有许多简易而原始的木质手工具:钩针、拨掉儿(捻线用具)、织毛衣的签子、织网的梭子、剃头用的夹刀片的夹具,真是应有尽有。

原始与简陋的工具把人带到最落后的生产方式中去,却同时也让你看到,人类在赤手空拳的条件下,是怎么面对自然的。面对这一切,冯进华深深地感到惭愧。这源于他在笨重单调的体力劳动中算不上是强者,也源于他缺乏手工劳动的本事与技能,更源于他看到了自己在格物的过程中缺乏人类不断开拓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把化学元素,化学性质,化学反应,化学分析,化学方程,化学能以至化学工业全部抛开,是令人痛苦和遗憾的。可是就人生体验与适应现实来讲,从基本的格物做起,也许可以算做失中有得。要认真的计较得失,这里不是地方,现在不是时候。重要的是你得服从“上帝”的安排,更重要的是,就是在牢笼里你也应该有所感悟,并且做有益的事情。一个劳改,是的,劳改犯冯进华,就能够想得这么超脱,就能够把自己想得这么高。这里有什么负罪感么?有什么赎罪心么?在管教干部面前,冯进华夹住尾巴做人;在犯群中,他的原则是尊重与平等;在内心深处,他却站在云端俯视一切。社会政治生活象洗纸牌一样把人们的位置调来调去,作为个人常常无能为力。当你不如意的时候,当你痛苦的时候,你只要注意到,那些为了个人捞到点什么(哪怕是吓人的权势)就沾沾自喜的人,是多么可怜与可鄙,你的痛苦也许就更容易克服了。

 

分到一分队以后,除了地里的活之外,冯进华干的活特别杂,象什么选种拌种,在菜地下菜,拾掇场院,打芨芨草,割条子,打土块,锯原木,给铁匠抡二锤,给干部住宅砌灶盘火墙等等,干了个遍。这阵子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他人精瘦,腿脚却浮肿得厉害,肿的地方手指一按一个坑,因为缺少弹性,长时间恢复不起来。“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并不仅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绝不是隔世之事。幸亏冯进华才三十出头,年富力强,生命之火烧得尚旺,不然的话,恐怕难走过来,这是有很多旁例的。不过说实话,冯进华利用劳动无人看押之便,也偷过东西吃。在劳改队里,在服刑期间竟敢偷东西!?是的,冯进华的这一劣迹,我们如果予以隐瞒,那是不诚实的。在经过麦田时,他曾经掐过麦穗,搓巴搓巴,生嚼了;在包谷地边,他曾掰过嫩包米,生啃了;他曾拔过糖萝卜,还吃过生茄子……。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都是逢两人外出干活时,和同犯一起干的。同犯干这种事满不在乎,还说:“歪瓜裂枣,见着就咬。你别那么呆气。咱肚子咕咕叫,怎么干活?真饿死了,怎么改造?那可真是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党,罪上加罪呦。”冯进华笑着默认了,于是同流合污,不再畏葸不前缩手缩脚。

在劳改队添置了马车以后,冯进华被分配给一个车把式打下手。车把式姓窦名富贵,因为困难时期偷了公社四麻袋老玉米,被判了两年。这个车把式刚入监时,在劳改大院里分队长问他:“你叫什么哇?”他答道:“窦富贵。”分队长吃惊的问:“什么?豆腐贵?豆腐有多贵呀?”车把式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劳改们则哄堂大笑。这一下车把式出名了,不少劳改拿他打哈哈,一个劳改意味深长的说:“这个名字起的好!豆腐贵,豆腐贵,这年头真他妈得起这样的名字。”由于窦富贵是轻犯,家就在本县,料他也不会逃跑,所以,一进劳改队就干了自由活,而且还干他的老本行。监狱方面安排冯进华给他打下手,也有多方面考虑,一是冯进华干活塌实,肯动脑子;二是两个人在一块,便于互相监督;三是希望窦富贵刑满以后,冯进华可以接上手:赶大车也得有接班人哩。

窦富贵有四十岁出头,个子比冯进华矮半个头,人长得很敦实。他调教和使唤牲口很有一套,鞭子耍得利索,坐在车上还真有点潇洒的派头。这人颇有些膂力,装车卸车的时候,一百多斤的麻袋不用人帮,两手抓牢,腰膀一较力,装卸自如。他对冯进华吹牛:“你别看咱这车就三匹马,可要开好了比开汽车还难。汽车是个死东西,你油门上去,它就得快,你刹车下去,它就得停,你往左打方向盘,它决不会往右。可这牲口是活的,你想让它快,它偏不想,收工回马号的时候,你想让它悠着点,可它跑的比谁都快。再说,这三个家伙也有尿不到一个壶里的时候,这个使劲,那个偷懒,这个往东,那个往西。最讨厌的是重车崴泥的时候,这三个家伙要是乱了套,那可够你忙活的,费老鼻子劲也择不开。……”冯进华注意到,窦富贵的鞭梢光落在拉边套的马身上,问他何以不给辕马也加点压力。窦富贵回道:“辕马出多大力呀?重量在它身上哪,方向盘也在它身上哪。拉边套的多轻省,又不负什么责任。抽辕马是最不公平的。你知道吗?现在生产队里就不公平。干什么活,工分都差不多,也不好好分分轻重难易。……”私下里,冯进华称窦富贵为老窦,他从车把式那里听到不少东西,也学到不少东西。他没有车把式力气大,但他手脚勤快,他还爱护牲口,车把式对他是满意的。没有多久,窦富贵便经常把鞭杆交到冯进华手上。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有时非常难,相交多年,彼此也无深知;但也有时用不了几天,便可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窦富贵仅凭直觉,就感到冯进华可信可靠,对冯进华全无戒备,发了不少牢骚。其实这些牢骚对于一个农民来讲,真的算不上什么。有一天,窦富贵把马料放在铁锨上炒巴炒巴,拍着马头道:“对不起,兄弟,分吃点你的料,也是不得已。用不着下辈子,这年头,我就已经变成你了,你老弟多担待吧……”冯进华听了这话,脸上一阵苦笑,心里好生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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