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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集中制”弊端考  

2012-06-25 09:23: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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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集中制”弊端考

上世纪50年代初,当笔者还在加入“少先队”之前,就听到过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宣传。笔者当时觉得“民主集中制”是天经地义般的正确和完美,及至以后,还认为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它所规定的四条是没有缺陷的、无可指摘的。一种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表述说:“只有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行正确的集中;也只有在正确集中的指导下,才能有健全的民主。”对于这种充满辨证精神的表述,笔者更是十分赞赏。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组织原则”,这一点在人们认识上基本上是有共识的。笔者查了多种词典,都是把它界定为是一种“组织原则”。可是,笔者在研究毛泽东著作时,却发现在毛泽东眼里,它不仅仅是“组织原则”,还同时是“纪律原则”。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写道:“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这段话表明,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把民主集中制的四条,完全当作了党的纪律。

既然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看成是纪律,那就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这个纪律有利于什么和有利于谁。

在民主集中制的四条里,除了“少数服从多数”一条与民主有关外。其余三条讲的都是集中。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讲的都是集中;因此,民主集中制有利于集中而不利于民主。显然,讲集中的三条,完全可以把讲民主的一条挤到一边,使之边缘化。另外,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来讲,他就是上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组织”和“中央”。所以,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是纪律,这无疑是为了约束全党,这对巩固毛泽东的权力和贯彻毛泽东的意志有利。

当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基本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在组织运行机制上,也基本上实现了“正确的集中”,因此从1935年以后,没有出现什么特别重大的危机,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外,在革命的艰苦年代和无时无刻不存在战争的岁月里,客观上也需要更多的“集中”。这样,“正确的集中”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幸,也成了中国的大幸,并使毛泽东本人也登上了辉煌的高峰。

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视为纪律,并且也作为击败张国焘的武器之一,取得了成功。此后,沿着这条有利于集中以及当权者的纪律原则,毛泽东也把它作为抓到更多更重的权力的工具。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上任弼时按毛泽东的主意,报告了中央机构的调整方案,并且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通过的这个决定,其精神无非是强调党的统一以及权力的进一步的集中,并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意见。为了更有利于“集中”,决定规定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而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还规定书记处的会议由主席(即毛泽东)召集,并特别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即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

“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按现在的说法,就等于说主席有“一票否决权”。书记处是由多人组成的,如果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一人一票, 没有什么人可以突出或特殊。然而,“最后决定之权”在这里却堂而皇之地、合法地取代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毛泽东可以公然地凌驾于书记处之上。

在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的条件下,毛泽东本人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中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中的“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的“中央”。现在又有了“最后决定之权”,那就等于“少数服从多数”连陪衬和摆设的地位也没有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从他对权力的需要出发,从贯彻他个人的意志出发,他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的“纪律”作用,就特别可以理解了,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民主集中制”的四条表述,本来就不利于民主,只利于集中,在毛泽东的摆弄下,在使得“少数服从多数”形同虚设时,在他攫取了“最后决定之权”时,毛泽东便实现了本质意义上的个人独裁。

回顾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出,“民主集中制”由于更强调“集中”,所以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它更强调“集中”,无可讳言的,也同时埋下了导致独裁的危险。对于毛泽东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集中制帮助他创造了革命的辉煌;而到了解放以后,民主集中制则促使他跌入了专制与独裁的泥坑。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在他从井冈山走向瑞金,从瑞金走向延安,从延安走向西柏坡,再从西柏坡走向北京的征程中, 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无疑是他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然而,恰恰就在他生命中这个最辉煌的时刻,孕育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反动独裁的种子,已经破土而出。

辩证法指出,对立的两个方面,既相互斗争,又相互渗透,通俗的说法叫做阴阳在对立的同时,又相互依存,而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对立的双方在发展中,总是朝着对立的方向转化。毛泽东无论多么伟大,也难逃此律。在毛泽东革命的征程中,他的封建主义的帝王思想虽然有起伏有涨落,但是从来也没有被根除。伴随着他的每一次的成功或胜利,孕育在他胸中的反动的独裁的种子,都要萌动一次。而到了解放以后,他则彻底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由此可见,辩证法是无情的,是辩证法使得毛泽东的变化和发展,容易被人们理解,使毛泽东的行为“顺理成章”。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奋斗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1949年以后,他向对立面的转化使他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痈疽。

民主集中制的四条规定在中国几乎是人人耳熟能详的,但它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的。作为组织原则,它三条强调集中,只有一条说的是民主;它有三条可以被领导者或是权利者用来作为压制民主的工具和借口,并以此使表述民主的那一条边缘化或是形同虚设。然而,它长期以来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深刻地表明了在人们深层意识中,民主的缺位。另外,笔者还没见过有人指出,毛泽东把它作为“纪律”来看待和使用,原来在于用以约束“个人”、“下级”以及“全党”的、追求权力的努力。

以上的情况已经完全表明了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的不完备性。而且,民主集中制事实上还有一个预设的前提,这就是“组织”、“多数”、“上级”和“中央”,都是正确的。可是事实上,组织、多数、上级和中央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以传统的四条来表述民主集中制,既不能完善地概括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也没有必要的附则和但书。

在以往,笔者常常听一些人说,毛泽东的“经”是“好经”,但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现在看起来,恐怕不完全是这样一回事。说“经是好经”,是缺乏深入探察和研讨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种情形就好像有些人只是一味地强调“依法办事”,却往往忽视或忘记了“法”本身可能不合时宜,需要修改一样。民主集中制被人们挂在嘴边半个多世纪了,不是没有人指出其中隐藏的缺陷和可能导致的恶果吗?

在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在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中,重申了民主集中制,但是人们极为熟悉的那四条,在组织的基本原则中,已经成了六个方面中的一条。这表明,关于组织原则的表述,已经更加丰富了,这无疑是对组织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在第二章以后的各章中,在加强党内民主以及加强党内监督方面,在保障党员的权利方面,都给予了更充分的注意,对发扬党内民主是有利的。

笔者认为,我们在今后应该淡化原来包括大家都熟知的那四条的所谓“民主集中制”,逐渐纠正它的不全面的表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如何对民主集中制予以更科学、更准确地表述和归纳。只有这样,才会推进我们民主的发展,才会有利于我们不断的前进。

 

                                                                                                       2006-08-17  初稿

                                                                                                       2006-08-18   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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